这句话来自于一次不寻常的采访，采访对象是美籍黎巴嫩建筑师、艺术家尼山·卡扎济安（Nishan Kazazian）。他有许多灵感来源，例如日本修复破碎陶瓷的艺术“金缮”（Kintsugi）、俄国构成主义作品以及皮特·蒙德里安（Piet Mondrian）、保罗·克利（Paul Klee）的原色几何抽象等。但最大的灵感来源还是他的家庭生活与历史。自孩提时代，文化、语言的交叠就是他生命中不断重现的主题，也推动了他日后成为职业建筑师和专业艺术家。
1971年在贝鲁特美国大学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后，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艺术教育，197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。毕业后，他曾在纽约、波士顿、巴黎等地的建筑事务所工作，并在1983年创建了自己的A&A Design Group建筑事务所。目前，事务所在曼哈顿和长岛东汉普顿设有办公室，他多数时候独自工作，只是在一些特殊项目有需求时雇佣兼职员工。
弗拉基米尔·贝罗戈洛夫斯基（Vladimir Belogolovsky）：我们谈谈您的个人背景。您是亚美尼亚人，出生在黎巴嫩贝鲁特。您在贝鲁特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？您住的房子是怎样的？
尼山·卡扎济安：首先，我是一个美籍黎巴嫩人；你也可以说我是黎凡特人，这指代的范围更广些；没错，我有亚美尼亚血统。我的父亲是1915—17年亚美尼亚大屠杀幸存者。1921年他6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和两个兄弟姐妹从马拉什（现在在土耳其境内）来到黎巴嫩。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和他们失散了。我的母亲家族来自马拉什和君士坦丁堡，她很多亲戚都分散在世界各地。她来自一个教师和律师家庭，她的伯父赫兰特·萨缪连（Hrant Samuelian）是一位杰出的记者，在巴黎靠近索邦额地方开了一家很有名的书店Librairie Orientale；不幸的是，这个大受欢迎的聚会场所几年前就永久歇业了。
母亲的姑姑来到波士顿；她是阿希尔·戈尔基（Arshile Gorky）妹妹的好朋友。其他亲戚去了巴格达、叙利亚，甚至巴西。我们总是收到来自这些地方的明信片和信件。我的大伯以前常从巴黎来贝鲁特开讲座。所以，我母亲的家族有很多学术界人士，而我父亲的家族则是做生意的。父亲的母亲是家里的大家长。她建造的房子也是我出生的地方。现在。那所房子叫做 Badguer House。买下它的人将它改造成了一个亚美尼亚文化中心。我还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又建了另一所房子，我和父母、两个弟弟住在那里。那是一栋四层的楼房，首层是一个工厂，上面三层住人，每一层都有两个大公寓。目前，我正着手将二层改为博物馆，纪念家族的历史。我的亲戚们都有着很顽强的精神，坚忍不拔，他们总是创造着新希望，总是乐观向上。当然了，现在也是一个困难时期，但都会过去的。所以，我的家族历史就是分散再团聚的故事——分离与相聚。
VB：你父亲的工厂是做什么的？他对你早期进行艺术创作的愿望有什么特别影响吗？
NK：我的父亲是机械师，经营一个金属制品厂，主要生产煤气炉、普里默斯炉等，销往中东各地。贝鲁特的其它工厂也会将坏了的机器送来，他给它们重新设计零件并换上。有趣的是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他设计的，包括立面、阳台护栏金属制品等等。我的母亲会刺绣，在家里挂满了色彩斑斓的作品，她对我的想象力影响很大。所以，我的父母对我成为艺术家、建筑师的影响都很大。不过，父亲还是曾经要我继承家族生意，我说：“不可能！”[大笑]然后我的二弟接管了，到现在还是。最小的弟弟去了希腊。分离和重聚在我们家是不断重复的主题。
VB：谈到你对1960-70年代的贝鲁特的印象，你说那是未来的城市。你童年回忆里的贝鲁特是什么样的？
NK：我很幸运，在贝鲁特的黄金年代长大。很棒的经历。那里各种文化的交织融合非常丰富。例如，我经常去比布鲁斯，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在贝鲁特以北40公里。那里有青铜时代以来各大文明交汇的痕迹——埃及文明、亚述文明、波斯文明、古希腊文明、古罗马文明、奥斯曼文明等等。在贝鲁特，我会走过一个个街区，有时一个考古遗迹旁就耸立着一座现代建筑。水果市场挨着妓院，挨着教堂，挨着清真寺，挨着犹太教堂。这样的融合生机勃勃，灿烂精彩。早在幼儿园时期，我就开始学三种字母表。小学时期，我们学四门语言。现在，我会说五门语言。我的生活很丰富，交往的人总是有着不同背景、宗教、种族、语言。所以我说，那是一个很棒的、未来的城市，但我不确定这样的融合以后还能不能再次实现。
VB：1971年，您从贝鲁特美国大学获得艺术学士学位，第二年离开黎巴嫩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艺术教育，又学了建筑学。在您离开三年后，黎巴嫩内战爆发了。那是不是您留在美国的原因？
NK：我拿到富布赖特奖学金后，本是打算学成回到黎巴嫩的。你说得没错，是那场内战让我留在美国。不过我经常往返两国。其实内战爆发的时候我就在贝鲁特。1973年我拿到了艺术教育硕士学位，而那时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开始接收没有科学专业背景的学生。我立即就申请了，因为早在高中之前我就对建筑感兴趣，这种兴趣在我的学习生涯中一直持续着。1976年，我获得了建筑学硕士学位。那时正是内战最激烈的时候，整个国家遭到大面积破坏，回去是不可能了。所以，我开始在纽约的SOM建筑事务所工作，他们帮助我拿到了绿卡。
VB：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如何？
NK：我要特别指出克劳斯·赫代格（Klaus Herdeg）教授对我的影响。他来自瑞士，毕业于康奈尔大学。他曾经到过印度、伊朗、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整个中东地区。所以他对中东的了解比我还深，他还了解政治上很多错综复杂的事情。他写了两本书，一本是关于伊斯法罕的，另一本写的是印度阶梯井。他知识渊博，非常迷人。他能够将不同文化进行融合，又能说出各种文化最珍贵的特征。所有学生都喜欢他。他也是我论文的指导老师。他真的对我启发很大。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居住区，最后我也的确到访了那里。我很喜欢研究不同文化的建筑传统以及它们所留下的独特印记。在伊朗亚兹德，我参观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水塔和风塔，它们是今天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先行者，非常了不起。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看他们的设计，因为我们总以为这些建筑是为宗教意义而建的，实际上它们的出现都是以功能性为目的的。
VB：除了您提到的SOM，在创立A&A Design Group前您还在哪些建筑事务所工作过？
NK：我曾经工作过的有纽约、波士顿的几个小型建筑事务所，还有亲戚在巴黎的工作室。在波士顿的一家公司里，我负责为多个项目遴选艺术品，同时参与沙特阿拉伯一个清真寺室内艺术品的设计。我全权负责那个项目，还进行了展示。直到1983年，我才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，当时还有两个合伙人，现在已经分开了。我们做过的项目有房屋扩建、商铺、公寓翻新，还做一些艺术项目和艺术装置。所以，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是建筑和艺术并行。后来，其中一位合伙人去世，另一位搬去波士顿，我自己留在纽约，工作室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。
我的两位前合伙人都是有建筑师牌照，而我没有。所以我决定考一个牌照，不依赖于其他建筑师。1997年，我获得了纽约州的建筑师执照，开始独立执业，只有在特殊项目时才雇佣兼职员工。同时，我开始严格选择项目，那些无法发挥创意和专业能力的项目我都拒绝了。这样我才能专注于实验性的工作，有意地模糊艺术和建筑的边界。我想向人们展示，建筑和艺术是可以交叉的，而这不仅仅是在理论上，在实践上也是如此。对我而言，艺术是感性的，建筑是功能性的，我想探索的是它们如何进行互补。我还做动画视频、艺术装置，有机会的话也会做建筑项目。有了牌照后，我更有信心了，也打开了新机遇。而且它并没有关上艺术探索的大门。
VB：您曾说过：“我的很多作品中，打碎再复原的行为反映的是跌倒又爬起来的个人经历，以及空间、社会、个人的转变。”您能举个例子吗？您是如何打破，又如何以新的方式复原的？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整个行为是怎么开始的？您是否记得，还是说那只是偶然？
NK：不，那不是偶然。首先，我在提尔（Tyre）的时候有个习惯，经常会捡沙滩上的碎陶瓷片那是被地中海冲刷上岸的。那些碎片让我很着迷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灵感来源。1970年我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上学时就尝试把陶瓷片打碎再复原，做成了一个系列作品。后来，我又做了一个系列作品，是将雕塑打碎成两半，做光影的实验。“分离”这个概念深深地吸引着我——属于和不属于。这样的关系来源于社会、政治和环境。我们属于某处，或是不属于某处。我们要么被接受，要么不被接受。所以，打碎再复原是满足经历长久分离后重聚的愿望。这是一种重新联结、重新创造的愿望，就像我的家族一样——我的奶奶建造了她的房子，我的父亲建造了他的房子和工厂。所以，我所有的建筑和艺术作品都带有“重新联结”的元素，留有一个空间，取代、经过、转变和新的开始都在这个空间里发生。
VB：您说：“我想要通过形体、规模、光线、色彩、质感的感受渗透使表达性和功能性之间相互融合，发生转变；我想要做能激起人们感受的、诗意的、讽刺的作品。”能不能以您的一些具体作品来说明您想达到的这种效果？我想到的一个作品是您1982年做的Wood Constructions。您能谈谈这件作品吗？
NK：那时我供职于SOM，那些木材是模型室里的边角料。我通过切割和弯曲使它们产生孔洞和阴影。我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 Iron Nerves, Floating Altars，后来在楠塔基特岛做成了展览。后来，我又对木材纹理的色彩和方向进行了实验。我甚至尝试将木板和亚克力板结合起来，总之就是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尝试各种创新。这些系列都不会是完成作品；我继续进行着探索，时不时又会回来继续修改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最初的想法只是一切的开始。在我的思维里，所有的想法都不会枯竭，都在不断自我重生。所以，回到你的问题——“转变”“适应”“新生命”“新形式”这些词一直都是我长久以来思考的。而这些艺术作品都不会是具象的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它们的规模可以是任意的。它们可以是桌面上的一件艺术品，也可以是一座摩天大楼。事实上，我在1994年设计的Arizona House就是以此为灵感。但很遗憾的是，那个项目有委托但没能建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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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B：对于近年来建造的、我们周围的这些建筑，您觉得它们缺了什么？
NK：总体而言，我对近年来出现的建筑是持批判态度的。很多这些项目都是以游客为导向，很多街区都已经绅士化了，把工薪阶层居民都赶到了城市外围。就拿纽约的哈德逊广场来说，有些建筑非常宏大，也成功吸引了许多游客。但这里的街区并不是真正的生活街区，只有富人支付得起在这里生活的成本。这里的大街小巷都失去了生活气息，变成了游客景点。你刚才问我在贝鲁特的童年记忆，我描述的都是最棒的体验。但在哈德逊广场是不会有那样的体验的。我认为建筑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为不同的人创造出有意义的生活环境，让他们能享受生活。所以我说，未来的城市……是我曾经生活的地方，但它还未成为现实。建筑和艺术都需要我们创造新想法。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，无论它们是否会成为现实。我希望的是我的想法能传播出去，获得新生命，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动力。
译者：吴淑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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